編者按：這是約40年前的文章。本篇由楊國樞教授口述，聯合報記者黃年紀錄。另一篇是黃年為前文所作短評，軒轅歲為其筆名。
四十年後閱讀，滿溢滄桑之感。

【台大教授 楊國樞 講 聯合報記者 黃年記】【1979-05-24/聯合報/02版/】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楊國樞，於去年八月應香港中文大學之聘，出任該校心理組主任。今年四月，楊教授由港返台，再任台大教職。

本文是他的出國感思，由於篇幅所限，僅為摘記。(編者)

台灣與香港都是由中國人組成的自由社會。曾有人主張，就台灣的環境與條件而言，似乎可以盡量擺脫政治與文化上的羈絆，逐漸發展成一個類似香港的社會形態，變成一個自由貿易區，藉以獲得大量的財富，為台灣「開創」新的生機與出路。

台灣是否可以或應當發展成為類似「香港模式」的社會呢？這是一個相當有趣並值得探討的題目。

現在，我想談談這次我在香港停留八個月中的一些觀察與感想；不過，這些觀察與感想，都是從一個由台灣去的中國人的主觀意識出發的，在香港土生或土長的同胞們也許會有與我不同的看法，這是必須預先聲明的。

我認為，台灣與香港有相當顯著的差異，各有所長，各有所短。首先就香港不如台灣的三個方面略陳所見。 香港三個方面不如台灣 (一)住在香港的中國人，一般都不以香港為最高的認同對象，他們或許認同在台灣的中國政府，或許認同在大陸的中國社會；共同居住在一塊土地上的民眾，卻不以本土的社會為最高的認同對象，這是舉世罕有的現象，因此成了香港的特徵。

一般香港居民的認同對象，往往僅在家庭、俱樂部甚或黑社會；但對於層次更高的團體，如社會、國家，則較欠認識。

或許可以這樣說，一般香港居民缺乏整體的國家意識或社會意識，亦無總體的文化意識與歷史意識。

在台灣的中國人的認同層次，顯然較香港居民高，透過家庭、社會或學校的教育，絕大多數的台灣居民都認為，他們代表並傳承了「大中國」的統緒，無論在歷史上或文化上，他們是一群與「大中國」不何分的中國人。

過去在台灣所作的有關研究顯示，無論那一個年齡層的青少年，都有強烈的國家意識與社會觀念。這在香港的青少年中，是無法發生的一種心態與氣質。

由於台灣的居民普遍具有較大的認同對象，對於每一個人來說，就較有努力的目標可循可赴，而個別的努力亦較能統合，整個社會的發展亦顯得較為均衡與穩定。

(二)英國政府在香港可能沒有什麼長久的打算，這種統治心態使得香港的社會及文化，呈現偏頗的發展。

長久以來，香港給人的印象，是一個「自由商業地區」；事實上，當地居民的商業性格也十分顯著，賺錢成了生活中唯一的目標。

殖民政府將香港看成「女王皇冠上的珠寶」，不僅大力支持跑馬等賭業，甚至容忍一些不應容許的商業活動存在，色情電影書報即是依例；人慾氾濫，也就難有較高的文化成就出現了。

在香港的知識界中，固然有些先生在文化上有所懷抱；當他們面對氣焰囂張的商業社會，內心難免是孤獨與寂寞的。

對在香港教書授課的人來說，他們從後輩學子的身上更能感受到一種蒼涼。一般學生就學的動機都是單純的「職業取向」，因此對有關個人或社會終極價值的高等抽象問題興趣索然。

怎樣的文化情境，造就怎樣的社會子弟；怎樣的社會子弟，又更進一步地將這個社會推入那種情境。香港似乎已經進入了一個商業文化的惡性循環中。

近年來，有人認為，商業社會的拜金主義與謀利取向，在台灣也漸露端倪；但是，就我個人的觀察，台灣的情況較香港要好得多了。

即以台灣的學生來說，就業固然是就學的基本動機之一，但一般學生尚能將求學視為自我改進的過程，他們追求知識的慾念，遠較香港學生熱烈。

台灣在文化的價值觀念上比較分化，在我們的生活中，金錢不致於成為唯一的或最高的價值標準，不少人對於金錢以外的文化月標，有很大的熱誠。 香港社會的三個長處 (三)在我的印象中，香港是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相對之下，台灣的貧富差距，顯然比香港小得多。

在香港這樣暴富赤貧並存的社會中，令一般觀察者感到有趣的是，當地並未因為這種狀況而發生政治上的問題。

這種特異的現象，也許與殖民統治有關。百分之九十八的香港居民都是中國人，他們對於外國政府的統治水準並無太大的期望，貧者都將失敗的責任委諸命運乖舛或能力不濟，因此對政府少有要求。
這種現象，與此地民眾幾乎凡事都對政府有所要求，成了強烈的對比。

其次，也可從三個方面，談談香港社會的長處。當然，這些看法也是相當主觀的。(一)香港不是一個國家，談不上正常的民主政治，但法治的制度與觀念卻相當成熟。香港政府以英國的法治，施行於中國人的社會，竟然也能井然有序，這是一個十分值得參考的社會實驗。

有人認為，中國傳統中的「特殊主義」(Paticularism)，論關係、講人情，與西方法治觀念中「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大相逕庭；因此，據以推論，中國人不可能生活在一個法治社會中。然而，香港卻是一個「例外」。香港的法治成就足以啟示其他的中國人的社會，應當重新考慮所謂中國民族性不適於法治或民主的說法。

無可諱言，「特殊主義」在台灣社會中仍然存在，這種現象對於法律的威信頗有損傷；從長遠看，法律是現代生活中的基本規則，當這種基本規則未能予一般人以信心時，允非社會之福。

(二)一般而言，香港公務員的效率不錯，在行政體系上能分層負責，在工作態度上也能就事論事。

過去，香港公務員的習氣極壞，貪污成風，但自前幾年「廉正公署」設置以來，雖未至弊絕風清的地步，但已大有改善。

分設在各區的廉正公署，除受理貪污事件外，也過問一般民間的公平問題，如計程車司機抬價，餐廳跑堂強索小費等事，有告必理且主動糾察，對於官箴民風的清廉公正，確實貢獻不少。

近年來，台灣公務機關的風氣大有改進，但仍有零星的弊案發生，是否亦可設置「廉正公署」一類的機關，專掌其責，應是可以考慮的事。 中國文化在台灣的發展取向 (三)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同質社會」，個人間的差異不受鼓勵；然而，香港卻是一個包容性極大的「異質社會」，在法律的範圍內，個人可以充分表達他的思想或行為。

個性在香港社會中受到相當的尊重，在各別的個性表達過程中，相互刺激與競爭，反而使得整個社會充滿了活力。

近年來，台灣社會的異質性日趨明顯，這是社會進步的表徵，但這種變化仍嫌遲緩了一些。

現代社會應是一個「和而不同」的社會，社會之「不同」乃現代社會之當然趨勢；明明不同，而強求其同，則必將失卻「和」的可能。這是我們在面對未來的社會發展時，應有的心理準備。

以上，係就台灣與香港兩個社會的若干異同加以比較，現以這些粗淺的比較為基礎，嘗試討論有關未來中國文化在台灣發展的三個問題。

(一)文化統合：在中西新舊文化的交流薈萃中，香港並未發展出一個統合的新文化體系

在香港那樣小小的地方，很容易發現，一個區域與另一個區域之間的文化氣氛，竟有極太的差異。

這種現象，恐怕僅能存在於香港這樣的一個不作長久之圖的社會中；若發生於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裡，也許就會滋衍事端了。

在一個各種異質文化匯聚的社會中，必須設法吸收各別文化的長處與優點，加以融合，不能使文化中的某一個層次或社會上的某一個區域，趕不上強勢或優勢文化的步調，否則整個社會系統就會失去協調。

未來，台灣地區必將日益面對各種文化的衝擊，在容納與抗拒之間，應有合理的規劃，以創造一個統合的新文化為目標，不官聽任各種文化無結構、無系統地錯亂交雜地存在著。

(二)均衡社會：在中國大陸的社會中，政治一枝獨秀；在香港的社會中，經濟一馬當先。因此，二者都不是均衡的社會，在兩地生活的中國人都無法獲得均衡的生活。

在台灣的中國人，經過三十年的努力，社會的成長顯較中國大陸或香港來得均衡，而此地中國人的生活也顯較上述兩個地區更能平衡發展。

台灣今日在這方面的成就，並非僥倖得之，三十年來我們在民主自由體制上所下的功夫，實為獲致此項成果的基本因素。

在民主自由的體制下，允許個人的潛能與需求呈現多樣性的存在，且賦予平等的機會用以發揮與表達。唯因如此，始有實現均衡社會之可能，亦始有獲得均衡生活之可能。

就我在香港的觀察，台灣地區在文化均衡發展上，遠較中國大陸與香港優越，也許一般香港居民亦能作如此看法。在香港的傳播界或知識界中，台灣的文學、藝術及學術研究，一向受到推重。

面對海峽兩邊的對峙局面，若從長期競賽的觀點來看，我們不宜低估文化均衡發展的競爭作用，這實在是一個對所有的中國人都具有吸引力的號召，其力量往往較政治或經濟的因素更有效果。

若能實現一個均衡社會，讓大家獲得均衡的生活，即能證實我們所實行的體制最能切合中國人的未來利益。
當然，像香港那樣偏頗的商業文化，是難以通往均衡社會的境地的。

(三)香港的文化特徵是只圖眼前，不作長久之計，若干人對台灣前途的看法亦相當近視，姑將此種心理稱為「香港意識」；所謂的「牙刷主義」，即此種心態的反映。

另一些人對台灣生存意義的了解則相當偏頗，有些海外華人竟將在台灣的中國人視為「近代中國的腓尼基人」，喻其只知貿易營生，而在飄泊的商旅生涯中，無其他遠大目標可言，這也是另一個角度的「香港意識」。

然而，就中國未來的前程言，台灣的生存意義，絕不同於香港。 當前中國人的文化使命 不久前，中共採取了若干短暫的開放措施，使所有的中國人更能認清，中共根本無法擔負中國未來均衡發展的使命；而此一使命，責無旁貸地落在所有在台灣的中國人的肩頭。

在台灣一千七百萬中國人，應義不容辭地挑起這個使命；人類生存的價值當然不在溫飽而已，如今在台灣的中國人確已掌握了人類生命中所可能追求的無上的價值目標。

我們在台灣已經實現了中國五千年來最高品質的生活與文化，未來將要使較此一水準更高的生活與文化，實現於全中國。

台灣不是香港，在台灣的中國人更不是腓尼基人。

【本文經筆者授權轉載】【圖片為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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